一九八○年代，隨著分子生物學方興未艾，使得兒童癌症的治療有了長足進步，特別是血癌中的急性淋巴性白血病，治癒率顯著提升，時任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小兒學系助理教授的陳鈴津院士，臨床上卻碰到兩類兒童癌症的治療成效始終裹足不前，其一是 T 細胞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T-ALL)，另一類則是本期探討的主角，高風險性神經母細胞瘤，身為免疫學博士的陳鈴津院士就將這兩類疾病作為當時的研究主題。

事實上，陳鈴津院士也是最早利用單株抗體來分辨急性淋巴性白血病是否為 T 細胞的研究者之一，在那個 Molecular targeted therapy一詞還沒誕生的年代，陳鈴津院士從一個免疫學家的角度來看當時以化療為主體的治療方式，發現與先天性 T 細胞免疫缺陷息息相關的腺核苷去胺酶 (ADA; Adenosine deaminase) 在 T 細胞白血病細胞上會大量表現，因此院士從機轉著手尋找高專一性的抑制劑而找到 DCF (2’-deoxy-coformycin)，也是最早在美國申請 DCF 的 IND，用於兒童 T 細胞急性淋巴性白血病進行治療並取得成效的先驅。

回到高風險性神經母細胞瘤治療的研究，當時已經動用了手術、化學治療、幹細胞移植、放射線治療，病人仍有高復發率。 陳鈴津院士希望藉由免疫學中抗原抗體專一性的原理，設計專一性高副作用少的治療，來幫助那些被化療打到暈頭轉向的小病友們。

雖然我們已經知道故事結局是院士成功讓 Anti-GD2 的單株抗體通過 FDA 審查而核准上市，但院士回顧起當時所走的每一步，從標的抗原篩選、嵌合式單株抗體 (chimeric monoclonal antibody) 設計、申請試驗中新藥 (IND; Investigational New Drug)、找尋研究金援等，幾乎每一步在當時都沒有前例可循，例如 GD2 不是典型的胜肽抗原，而是一種雙唾液酸神經節苷脂；又為了減少小病友因免疫系統產生 HAMA (human antimouse antibody) 而使得藥效在後續療程降低，院士與從事重組 DNA 研究的 Dr. Stephen D.Gillies 合作，將 Fc 區段以人類基因置換，產生出了嵌合式單株抗體，而正是這樣劃時代的進展，在 1989 年向 FDA 提出 IND 申請時，竟因為沒有嵌合式單株抗體應用在人體的前例可循，碰上了研發 dinutuximab 的難關之一，在與 FDA Center for Biologics 反覆討論了近兩年以確立相關試驗中的檢驗標準等，才取得 IND，也因為有院士作為先行者，現在生物製劑送件大約只需一兩個月就能得知 IND 是否通過。

但研發 dinutuximab 之路，至此即將迎來最大的難關，對於一個科學家來說，如果能夠順利的讓研究成果應用在人體以幫助病人，是最大的滿足，而要讓這條路能從實驗室一路通向病床，需要的不僅僅是知識及努力，獲得經費挹注更是關鍵。最早取得專利技轉的生技公司，規模甚小，雖然 Dinutuximab 有卓越的初期臨床療效，但因無資金與設備可擴大量產進行第三期臨床試驗，就將專利轉售給國際大藥廠，卻因為高風險性神經母細胞瘤病患族群太少而遭擱置，所幸在院士多方努力之下，爭取到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NIH;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針對業界尚無研發意願但臨床有效藥品的支援，院士憶起當時為了要讓臨床試驗能繼續進行，一個人帶著兩大皮箱滿滿前兩期試驗結果的檢體玻片與電腦斷層膠片，前往華盛頓特區的專家會議報告，最終在眾多專家評估之後獲得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肯定與奧援，委託位於一個軍事基地 (Fort Detrick) 內的 Biological Resource Branch 生產抗體。她還記得受邀到當地講解這個株抗體的緣由時，轎車由華盛頓特區出發，一小時多的車程，經過荒郊偏野才抵達這個戒備森嚴的軍事要地，沒想到在那裡見識了當時最先進的生物製劑廠，有他們負責生產大量抗體，才得以進行第三期臨床試驗。

從找到 Dinutuximab 至今，已經經過 26 年，終於獲得 FDA 及 EMA 核准上市治療高風險性神經母細胞瘤，院士笑稱如果是個孩子也差不多博士班該要畢業了，而最讓院士念茲在茲的卻是台灣故鄉的高風險性神經母細胞瘤小病友們，總希望這份研究的成果不僅僅能造福國外的小病童，對於島內與病魔奮戰的小朋友，也能獲得這項武器的支援，因此儘速取得國內的藥品許可證及健保給付，正是 Dinutuximab 之母的殷殷期盼。